
清华考试出上联“孙行者“,此人三字引人惊叹,出题人:比我答案好
发布日期:2025-02-03 06:54 点击次数:1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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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2年,清华招生之际,原本负责拟题的朱自清恰好出国访问了,“出题人”的职务就空了出来。
一番波折,这项重担最终落在了陈寅恪身上。
可他却在试卷上出了“孙行者”一题,却难得半数考生交了白卷,最终只有一位考生以三字答案,引得众人惊叹。
陈寅恪为何要出此一题?考生究竟答了什么?这场轰动一时的考题,最后又是如何落幕的呢?
兜兜转转陈寅恪
前文提到,这次清华考试负责撰题的本应是朱自清。
在他出国访问后,这项任务就落到了刘文典的身上。
展开剩余93%可是刘文典当时也很苦恼,一来是他没有专业撰题经验,害怕搞砸了这次考试。
二来是他当时工作忙碌,实在也抽不出空来撰题。
可当时师资力量紧张,这个任务究竟该交给谁来做呢?
就在刘文典纠结不已的时候,恰好陈寅恪来拜访他了,刘文典一看到陈寅恪就是喜笑颜开,心想这事总算有找落了。
为什么这么说?因为陈寅恪实在是这次出题的不二人选!
首先,陈寅恪的国学知识储备相当深厚,上课时各种文学典故信手拈来。
比如说,他能在课堂上随口背出慈禧的25字谥号,也能对南注生这个十分荒僻的绰号娓娓道来其出处。
出身于传统世家大族的陈寅恪,堪称是一位学术贵公子,从海外留学得来的经验和知识,又让他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家。
即使是在当时群英荟萃的清华大学中,陈寅恪的国学水平也是数一数二的,他来出题,起码题目水准是能保障的。
其次,陈寅恪有着自己的一份坚持,干事情讲原则,非常可靠。
这一点从陈寅恪的学术研究上,我们也能看得出来。
由于出生背景的原因,所以他天然就具备研究清史的条件,这方面的研究对他也是最容易的。
可是他认为,义宁陈家和清政府的纠缠太深,如果他去研究清史,很难不代入个人家族情感。
一旦带入个人情感,学术研究将不再独立自由,这违背了他的初衷。
于是他宁肯去研究更久远、更困难的隋唐史,也不敢碰清史,这种坚持是难能可贵的。
但陈寅恪在听到刘文典的委托时,是有些拒绝的,因为他也觉得招生考试是件大事,仓促之下,他担心做不好。
不过在得知当时情况较为急迫后,陈寅恪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。
并且两人还商议好,在三天后刘文典前往北戴河之前完成出题。
这三天时间,陈寅恪自然是把心思都放在了出题上,最终顺利完成任务,出了两道题。
一道是中规中矩的作文题,题目是“梦游清华园记”。
另一道却让人大吃一惊,居然是对对子,而题目赫然就是“孙行者”!
三个字的难题
上了考场,看到这次清华大学国文系考题的考生,多少有些不知所措。
那时候的考生,在国文科这一块,主要考核的是三类题目,分别是标点,订误和写作。
其中写作这里,一般是给一些词语,然后让考生围绕其中一个,进行作答。
比如说有一年的题目就是从“灯”、“夜”、“路”、“晓行”以及“苦热”5个词中选一个来写。
看起来简单,可实际上这是非常考验学生文学功底与家国情怀的,一篇文章往往就能试出学生功底如何。
可是陈寅格所出的“梦游清华园记”这个题目不一样,并不像上述题目一样,紧扣局势、凸显家国大义。
不过这道题目的妙意,其实也正在如此,考生们尽可以表达出自己的所思所想,才学和品行也会在字里行间中展露无遗。
更难得的是,这道题对于来过清华或者未来过清华的人都是一样的,可以纪实也可以畅想,有着很大的写作空间。
也正因如此,这道作文题还算得上是“中规中矩”,可是第2题就让很多考生困惑了。
清政府都灭亡了,为什么还要“对对子”呢?
对此,陈寅恪后来也做了解释,他出这道题主要有4个目的:
考察平仄、考察虚实字应用、考察学生文学底蕴、考察其思想条理。
陈寅恪还着重提出,对对子本身就能极好地体现出中国语文之特性,以此来作为国学考试题目,也是比较恰当的。
对于这一点,当时的大哲学家冯友兰表现出了充分认可。
这道短短三个字的题目,充分展现出了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功底,可对于那些考生们来说,就有些困难了。
很多考生在考场上焦头烂额,怎么都想不出一个合适的答案。
有的人想着总不能空着,于是就把五花八门的答案填进去了,比如说什么西游记、猪八戒、沙悟净等等。
有的人觉得不能乱填,自己无法领略到这道题的神髓,功底也不足以解题,索性就空着。
于是有大半考生,这道题目的作答处都是一片空白的。
批阅试卷的时候,陈寅恪也非常失望,直到他翻到了一个叫做周祖谟的考生的试卷,上面的答案让陈寅恪眼前一亮、拍案叫好。
“这个答案好,比我想的更好,实在是了不起!”
只见那张试卷上,此题的空白处赫然写着三个字:胡适之。
以“胡适之”对“孙行者”,到底好在何处呢?
无情对与最优解
三字对联看似简单,可实际上大有“讲究”,比如说这里就有“无情对”一说。
简而言之,就是不仅要平仄相合、对仗工整,还得在内容上具备不相关性。
陈寅恪所出的这道题,就是这个道理。
“孙”是姓氏,“胡”同样也是,“行”代表行走,“适”有抵达之意,“之”与“者”又都是虚词,简直佳对天成。
也就难怪陈寅恪会说,“他的答案,了不起!”
当然,事后答案公布后,也有一部分考生感觉不满意,觉得自己答的“祖冲之”更为恰当。
毕竟以“祖”对“孙”,确实十分工整。
不过陈寅恪认为,对联主要讲究的是一个“正、反、合”,三者兼备才够雅趣。
以“祖”对“孙”,虽占了“反”,却没能占到“合”,不像“胡”和“孙”,连起来还有“猢狲”之意。
再者说了,“冲”字在雅洁上也是要差不少的,这个答案别说是跟“胡适之”比了,就连比起王引之都稍有不如。
其实,那年清华国文考试的考卷里,各个年级都是有对对子考试的。
只不过,一年级生的对对子题“孙行者”最为简短有趣,而且该考试也最重要,所以才会引得大家目光聚焦。
在整张试卷上,对对子所占的分数仅有1/10左右,不过尽管如此,还是引发了不小的争议。
好在陈寅恪事后做了解释,在报纸上刊登了这里面的学问和自己的良苦用心,此事这才算是告一段落。
由于分值所占不多,所以即使有大半考生空了这道题,对其整体考试的影响也是不太大的。
当然如果能够答得出来,在考试中自然是更占优势。
不过不管怎么说,有一点可以肯定。
那就是在考场如此紧张的氛围下,在如此有限的考试时间中,能够给出“胡适之”如此工整恰当的答案的周祖谟,肯定是有真本事傍身。
事实亦是如此,后来周祖谟推出了诸多著作,在音韵这一块更是造诣深厚,成为了我国新一代的国学大师。
此外,周祖谟为人也是中正品直,颇有大师气度,为新中国的文字、音韵、训诂方面作出巨大贡献。
不过有趣的是,当年周祖谟虽然在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中一鸣惊人,但他最终其实并未在清华就读,而是去了北大,这是怎么回事呢?
群星璀璨、大师辈出
原来,在那次考试之后,陈寅恪就曾找到周祖谟深谈过。
一番交流下来,陈寅恪对周祖谟愈发看好,甚至还曾当众说道,
“凭借他的才学,全中国哪一所学校都是去得的。”
可就在周祖谟准备入校的时候,意外情况出现了,出身普通的周祖谟没有凑够清华的学费。
当时有很多人都想资助周祖谟,不过最终他拒绝了,反而是在后来又考进了北京大学。
周祖谟与清华失之交臂,这是值得惋惜的,不过这也不见得是件坏事。
因为陈寅恪也说过,当时北大的氛围或许是更适合周祖谟发展的,这或许也是周祖谟事业大获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回顾那个年代,我们不得不感慨,真的是群星璀璨、大师辈出。
我们前文所提到的朱自清、刘文典和陈寅恪,各个皆是文学界的一座高峰。
比如说朱自清,很多朋友都是通过《背影》、《荷塘月色》这类教材上的文章了解到他的。
实际上,他除了散文写得好之外,诗歌方面的成就同样是不容忽视的。
早年间,他和余平伯等人共同创办了诗歌月刊,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的诗刊,后来造成的影响极其深远。
不过要真论起天赋,他在散文方面的天赋也实在惊人,一篇《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,不知引得多少同行折腰拜服。
再说刘文典,此人既有真才学又有真性格。
在大学讲课期间,他们从先秦讲到近现代,从希腊印度讲到日本,几乎可以说是无所不知,无所不讲。
尤其是对《庄子》的钻研,更是到了当时公认的天下第一的地步,没人敢说自己研究得比他深。
他讲《红楼梦》的时候,同样堪称红学大师的吴宓就坐在下面听,讲完了,刘文典还要问一句,
“雨僧兄,你觉得我讲得怎么样?”
刘宓都是十分恭敬地站起来,连连说道,“您讲得非常好!”
上述内容都可以看出他惊人的才学,而他的性格甚至比才学更出名。
当年日本人请他去讲课,他直接拂袖而走,把说日语当做耻辱,并且直接警示国人,
“国家民族是大节,绝不能马虎,读书人更要爱惜自己的羽毛!”
明明能走日本人那里直接借道,他偏偏不惜从香港海南辗转,最终耗时数个月才抵达昆明。
如此性情,称一句大师是绝不为过的。
至于陈寅恪就更不用多说了,且不说他自己才学如何,光从刘文典对他的赞赏上就能看得出来。
刘文典的眼光是很高的,可是他对待陈寅恪的时候,一直是敬重有加,他甚至说过,
“我对陈寅恪的人格与学问不是十分敬佩,而是12万分的敬佩。”
“西南联大有三个教授,他是一个,我只能算半个……”
由这些人亲自出题筛选,认真培养,再加上独特的时代原因,那时自然是大师辈出的。
当然了,随着时代变化,清华大学中文系的考题也是逐渐更迭的。
比如说,后来清华大学中文系的考题改为了“试述五四以前几年,中国知识界出现的四项启蒙运动”、“是比较30年代自由人的文艺,关于40年代后期的自由主义文艺思想”这类的。
相对来说,这类考题对于学生的考察更为全面,从中也能看出我们的社会是逐渐进步的。
至于很多人所说的“民国之后无大师”的论调,我们也是不敢苟同的,只能说大师一直在,只是不喜浮华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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