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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2年，清华招生之际，原本负责拟题的朱自清恰好出国访问了，“出题人”的职务就空了出来。

一番波折，这项重担最终落在了陈寅恪身上。

可他却在试卷上出了“孙行者”一题，却难得半数考生交了白卷，最终只有一位考生以三字答案，引得众人惊叹。

陈寅恪为何要出此一题？考生究竟答了什么？这场轰动一时的考题，最后又是如何落幕的呢？

兜兜转转陈寅恪

前文提到，这次清华考试负责撰题的本应是朱自清。

在他出国访问后，这项任务就落到了刘文典的身上。

可是刘文典当时也很苦恼，一来是他没有专业撰题经验，害怕搞砸了这次考试。

二来是他当时工作忙碌，实在也抽不出空来撰题。

可当时师资力量紧张，这个任务究竟该交给谁来做呢？

就在刘文典纠结不已的时候，恰好陈寅恪来拜访他了，刘文典一看到陈寅恪就是喜笑颜开，心想这事总算有找落了。

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陈寅恪实在是这次出题的不二人选！

首先，陈寅恪的国学知识储备相当深厚，上课时各种文学典故信手拈来。

比如说，他能在课堂上随口背出慈禧的25字谥号，也能对南注生这个十分荒僻的绰号娓娓道来其出处。

出身于传统世家大族的陈寅恪，堪称是一位学术贵公子，从海外留学得来的经验和知识，又让他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家。

即使是在当时群英荟萃的清华大学中，陈寅恪的国学水平也是数一数二的，他来出题，起码题目水准是能保障的。

其次，陈寅恪有着自己的一份坚持，干事情讲原则，非常可靠。

这一点从陈寅恪的学术研究上，我们也能看得出来。

由于出生背景的原因，所以他天然就具备研究清史的条件，这方面的研究对他也是最容易的。

可是他认为，义宁陈家和清政府的纠缠太深，如果他去研究清史，很难不代入个人家族情感。

一旦带入个人情感，学术研究将不再独立自由，这违背了他的初衷。

于是他宁肯去研究更久远、更困难的隋唐史，也不敢碰清史，这种坚持是难能可贵的。

但陈寅恪在听到刘文典的委托时，是有些拒绝的，因为他也觉得招生考试是件大事，仓促之下，他担心做不好。

不过在得知当时情况较为急迫后，陈寅恪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。

并且两人还商议好，在三天后刘文典前往北戴河之前完成出题。

这三天时间，陈寅恪自然是把心思都放在了出题上，最终顺利完成任务，出了两道题。

一道是中规中矩的作文题，题目是“梦游清华园记”。

另一道却让人大吃一惊，居然是对对子，而题目赫然就是“孙行者”！

三个字的难题

上了考场，看到这次清华大学国文系考题的考生，多少有些不知所措。

那时候的考生，在国文科这一块，主要考核的是三类题目，分别是标点，订误和写作。

其中写作这里，一般是给一些词语，然后让考生围绕其中一个，进行作答。

比如说有一年的题目就是从“灯”、“夜”、“路”、“晓行”以及“苦热”5个词中选一个来写。

看起来简单，可实际上这是非常考验学生文学功底与家国情怀的，一篇文章往往就能试出学生功底如何。

可是陈寅格所出的“梦游清华园记”这个题目不一样，并不像上述题目一样，紧扣局势、凸显家国大义。

不过这道题目的妙意，其实也正在如此，考生们尽可以表达出自己的所思所想，才学和品行也会在字里行间中展露无遗。

更难得的是，这道题对于来过清华或者未来过清华的人都是一样的，可以纪实也可以畅想，有着很大的写作空间。

也正因如此，这道作文题还算得上是“中规中矩”，可是第2题就让很多考生困惑了。

清政府都灭亡了，为什么还要“对对子”呢？

对此，陈寅恪后来也做了解释，他出这道题主要有4个目的：

考察平仄、考察虚实字应用、考察学生文学底蕴、考察其思想条理。

陈寅恪还着重提出，对对子本身就能极好地体现出中国语文之特性，以此来作为国学考试题目，也是比较恰当的。

对于这一点，当时的大哲学家冯友兰表现出了充分认可。

这道短短三个字的题目，充分展现出了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功底，可对于那些考生们来说，就有些困难了。

很多考生在考场上焦头烂额，怎么都想不出一个合适的答案。

有的人想着总不能空着，于是就把五花八门的答案填进去了，比如说什么西游记、猪八戒、沙悟净等等。

有的人觉得不能乱填，自己无法领略到这道题的神髓，功底也不足以解题，索性就空着。

于是有大半考生，这道题目的作答处都是一片空白的。

批阅试卷的时候，陈寅恪也非常失望，直到他翻到了一个叫做周祖谟的考生的试卷，上面的答案让陈寅恪眼前一亮、拍案叫好。

“这个答案好，比我想的更好，实在是了不起！”

只见那张试卷上，此题的空白处赫然写着三个字：胡适之。

以“胡适之”对“孙行者”，到底好在何处呢？

无情对与最优解

三字对联看似简单，可实际上大有“讲究”，比如说这里就有“无情对”一说。

简而言之，就是不仅要平仄相合、对仗工整，还得在内容上具备不相关性。

陈寅恪所出的这道题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“孙”是姓氏，“胡”同样也是，“行”代表行走，“适”有抵达之意，“之”与“者”又都是虚词，简直佳对天成。

也就难怪陈寅恪会说，“他的答案，了不起！”

当然，事后答案公布后，也有一部分考生感觉不满意，觉得自己答的“祖冲之”更为恰当。

毕竟以“祖”对“孙”，确实十分工整。

不过陈寅恪认为，对联主要讲究的是一个“正、反、合”，三者兼备才够雅趣。

以“祖”对“孙”，虽占了“反”，却没能占到“合”，不像“胡”和“孙”，连起来还有“猢狲”之意。

再者说了，“冲”字在雅洁上也是要差不少的，这个答案别说是跟“胡适之”比了，就连比起王引之都稍有不如。

其实，那年清华国文考试的考卷里，各个年级都是有对对子考试的。

只不过，一年级生的对对子题“孙行者”最为简短有趣，而且该考试也最重要，所以才会引得大家目光聚焦。

在整张试卷上，对对子所占的分数仅有1/10左右，不过尽管如此，还是引发了不小的争议。

好在陈寅恪事后做了解释，在报纸上刊登了这里面的学问和自己的良苦用心，此事这才算是告一段落。

由于分值所占不多，所以即使有大半考生空了这道题，对其整体考试的影响也是不太大的。

当然如果能够答得出来，在考试中自然是更占优势。

不过不管怎么说，有一点可以肯定。

那就是在考场如此紧张的氛围下，在如此有限的考试时间中，能够给出“胡适之”如此工整恰当的答案的周祖谟，肯定是有真本事傍身。

事实亦是如此，后来周祖谟推出了诸多著作，在音韵这一块更是造诣深厚，成为了我国新一代的国学大师。

此外，周祖谟为人也是中正品直，颇有大师气度，为新中国的文字、音韵、训诂方面作出巨大贡献。

不过有趣的是，当年周祖谟虽然在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中一鸣惊人，但他最终其实并未在清华就读，而是去了北大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群星璀璨、大师辈出

原来，在那次考试之后，陈寅恪就曾找到周祖谟深谈过。

一番交流下来，陈寅恪对周祖谟愈发看好，甚至还曾当众说道，

“凭借他的才学，全中国哪一所学校都是去得的。”

可就在周祖谟准备入校的时候，意外情况出现了，出身普通的周祖谟没有凑够清华的学费。

当时有很多人都想资助周祖谟，不过最终他拒绝了，反而是在后来又考进了北京大学。

周祖谟与清华失之交臂，这是值得惋惜的，不过这也不见得是件坏事。

因为陈寅恪也说过，当时北大的氛围或许是更适合周祖谟发展的，这或许也是周祖谟事业大获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回顾那个年代，我们不得不感慨，真的是群星璀璨、大师辈出。

我们前文所提到的朱自清、刘文典和陈寅恪，各个皆是文学界的一座高峰。

比如说朱自清，很多朋友都是通过《背影》、《荷塘月色》这类教材上的文章了解到他的。

实际上，他除了散文写得好之外，诗歌方面的成就同样是不容忽视的。

早年间，他和余平伯等人共同创办了诗歌月刊，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的诗刊，后来造成的影响极其深远。

不过要真论起天赋，他在散文方面的天赋也实在惊人，一篇《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，不知引得多少同行折腰拜服。

再说刘文典，此人既有真才学又有真性格。

在大学讲课期间，他们从先秦讲到近现代，从希腊印度讲到日本，几乎可以说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讲。

尤其是对《庄子》的钻研，更是到了当时公认的天下第一的地步，没人敢说自己研究得比他深。

他讲《红楼梦》的时候，同样堪称红学大师的吴宓就坐在下面听，讲完了，刘文典还要问一句，

“雨僧兄，你觉得我讲得怎么样？”

刘宓都是十分恭敬地站起来，连连说道，“您讲得非常好！”

上述内容都可以看出他惊人的才学，而他的性格甚至比才学更出名。

当年日本人请他去讲课，他直接拂袖而走，把说日语当做耻辱，并且直接警示国人，

“国家民族是大节，绝不能马虎，读书人更要爱惜自己的羽毛！”

明明能走日本人那里直接借道，他偏偏不惜从香港海南辗转，最终耗时数个月才抵达昆明。

如此性情，称一句大师是绝不为过的。

至于陈寅恪就更不用多说了，且不说他自己才学如何，光从刘文典对他的赞赏上就能看得出来。

刘文典的眼光是很高的，可是他对待陈寅恪的时候，一直是敬重有加，他甚至说过，

“我对陈寅恪的人格与学问不是十分敬佩，而是12万分的敬佩。”

“西南联大有三个教授，他是一个，我只能算半个……”

由这些人亲自出题筛选，认真培养，再加上独特的时代原因，那时自然是大师辈出的。

当然了，随着时代变化，清华大学中文系的考题也是逐渐更迭的。

比如说，后来清华大学中文系的考题改为了“试述五四以前几年，中国知识界出现的四项启蒙运动”、“是比较30年代自由人的文艺，关于40年代后期的自由主义文艺思想”这类的。

相对来说，这类考题对于学生的考察更为全面，从中也能看出我们的社会是逐渐进步的。

至于很多人所说的“民国之后无大师”的论调，我们也是不敢苟同的，只能说大师一直在，只是不喜浮华罢了。